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五“河南府”：“寿安县，本汉宜阳县地，后魏分新安置甘棠县，隋开皇三年以县属熊州，十六年改为谷州，仁寿四年改名寿安县。贞观七年改属河南府。永济桥在县西十七里，焬帝大业三年置，架洛水，隋乱毁废。贞观八年修造舟为梁，长四十丈三尺，广二丈六尺。” 寿宜地治屡经变迁，夏商属豫州雒西地，西周属周南地，春秋归晋，战国时期为韩国都城（今韩城镇111.935281,34.49646），迁都阳翟后设宜阳县，汉至南北朝时属河南郡、弘农郡，后多有变迁，北周明帝曾于一合坞（今福昌村111.885354,34.479007），旋置熊州，司宜阳郡。隋开皇初，废宜阳郡，设县，属河南郡。开皇十八年改洛水县，又为甘棠县，仁寿四年改甘棠为寿安。义宁元年移寿安于九曲，属河南郡。义宁二年改宜阳郡为熊州。《一统志》河南府“古迹”：“寿安故城，今宜阳县治。”宜阳老城位于今城关镇，倚山枕水，南有锦屏山，北依洛水。古城墙现只保存下一段，凝瑞门附近城墙夯土厚约0.15米，另有挹秀门、通贤门。通贤门保存完好，单拱，以青砖筑就，面阔13米，拱宽3.3米，深10米。寿安馆北山枕河，临京洛大道，其地望当在今宜阳城西门凝瑞门附近，其大致坐标信息为：西北角（112.17085,34.519247），东北角（112.171313,34.519177），西南角（112.1708,34.519021），东南角（112.171295,34.518969）。

考今之宜阳地貌，锦屏山如碧色屏障开于小城南缘，小山重叠，精致可爱；不知名的小河从南向北穿过城市注入洛水，两水交汇处水面宽阔，天光云影，碧波荡漾。水边遍植垂柳，婀娜起舞，似与行人牵衣共语。当下生态仍如此宜人，可知唐时定然更加秀美，故此地也深得唐人喜爱，多见笔墨。

寿安馆亦称甘棠馆，因后魏时曾改县名为甘棠。刘禹锡《题寿安甘棠馆二首》：“公馆似仙家，池清竹径斜。山禽忽惊起，冲落半岩花。（其一）”“门前洛阳道，门里桃源路。尘土与烟霞，其间十馀步。（其二）”由梦得诗可知，甘棠馆有茂林修竹，清湍曲池，由“山禽”“半岩”可知驿馆定背倚山岩。今考宜阳城地貌，凝瑞门一带，北临洛河水，南枕锦屏山，与诗中所写的景观非常相似。又有《酬仆射牛相公晋国池上别后再至甘棠馆忽梦同游因成口号见寄》：“已嗟池上别魂惊，忽报梦中携手行。此夜独归还乞梦，老人无睡到天明。”因为是即兴口号，故少锤练，然抒真挚友情，因其真，亦能动人。杜牧《题寿安县甘棠馆御沟》：“一渠东注芳华苑，苑锁池塘百岁空。水殿半倾蟾口涩，为谁流下蓼花中。”由杜牧之诗知甘棠馆附近有御沟，并且有池苑，今不可考。又司马扎《宿寿安甘棠馆》：“行人方倦役，到此似还乡。流水来关外，青山近洛阳。溪云归洞鹤，松月半轩霜。坐恐晨钟动，天涯道路长。”从诗中可知驿馆临溪水，且近山，故有“溪云”“洞鹤”说。考今宜阳城关附近，正合此景。又王建《题寿安南馆》：“明蒙竹间亭，天暖幽桂碧。云生四面山，水接当阶石。湿树浴鸟痕，破苔卧鹿迹。不缘尘驾触，堪作商皓宅。”诗描绘了寿安馆幽静风光，其中颈联尤佳，“湿树浴鸟痕，破苔卧鹿迹”，水鸟羽毛沾濡着池水露珠，故飞栖树上时沾湿了叶子；鹿卧青苔，离开后苔藓上留下痕迹，属对精工，观察细致，可谓妙笔。值得称道的是王建打破了诗歌的逻辑顺序，本当为“浴鸟湿树”“卧鹿破苔”，诗人却将“湿”与“破”二字提至句首，顿见精神，耐人寻味。又薛能《寿安水馆》：“地接山林兼有石，天悬星月更无云。惊鸥上树满池水，瀺灂一声中夜闻。”知甘棠馆临水，故称水馆，又靠山，故云“地接山林兼有石”。罗邺《春日过寿安馆》：“旧国多将泉石亲，西游爱此拂行尘。帘开山色离亭午，步入松香别岛春。谁肯暂安耕钓地，相逢谩叹路岐身。归期不及桃花水，江上何曾鲙雪鳞。”诗人离开洛阳西行，寿安依山带河，美景宜人，诗人留连忘返之余，仍感慨飘荡羁愁，期望早归。

寿安馆（甘棠馆）深得唐人喜爱，除上述诗作外，尚有不少题名之作，惜多磨灭。欧阳修《文忠集》《卷一四一•集古录跋尾卷八》“甘棠馆题名”条：“自唐德宗贞元以来，止于会昌，文字多已摩灭，惟高元裕、韦夏卿所书尚可读。甚矣，人之好名也！其功德之盛，固已书竹帛、刻金石，以垂不朽矣。至于登高远望，行旅往来，慨然寓兴于一时，亦必勒其姓名，留于山石，非徒徘徊俯仰，以自悲其身世，亦欲来者想见其风流。夏卿所记，留连感怆，意不浅也。如高、韦二子，皆当时知名士也，史传载之详矣。昔杜预沉碑汉水，谓万世之后，谷或为陵，庶几复出，以见于世，其为虑深矣。然预之功业不待碑而自传，其区区于此者，好名之弊也。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，或饿死空山之中，甚者蹈水火、赴刀锯，以就后世之名，为庄生所笑者有矣。故馀于《集古》，每得前世题名，未尝不录者，闵夫人之甚好名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书。”从欧阳修文中可知，自贞元至会昌，在甘棠馆题名者当不在少数，但除高元裕、韦夏卿的题名外，其他均已磨灭不可读了（按，《宝刻类编》七有“薛存诚、韦夏卿《甘棠馆题名》（文字磨灭同上）”，若此书果为南宋时编，则可知欧阳修看过薛、韦二人题名后至多两百年，此题名亦磨灭不可读了。）欧阳修认为之所以题名甚多，皆因好名之故。虽然行旅途中有些作品“徘徊俯仰”“自悲身世”，有抒发怀抱之功能，然最终目的还是想来者“想见其风流”，还是为了传名声于后矣。高韦二人都是当世名公，史籍详载，但仍然执着于此，可见人之好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。行文至此欧阳修笔锋一转，说每遇题名，必收录于集中，只因怜悯题名者好名之心。欧阳修将纯粹的行旅文学与题名区分开来，认为题名仅为传其名声，在言志、载道、明道方面几无其功。其实从文学发生学角度来说，任何文学作品均具有“传名”的功能，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翰墨篇籍，传名于后的目的非常明显。只是题名类作品因其特殊体裁和内容，其传名的目的更明显罢了。欧阳修对此类作品似多嘲讽，也未必全然公允。明刘基 《浙东肃政廉访司处州分司题名记》云：“题名所以识岁月之久近，行役之劳勤，而寓感思於其中焉。”洵为中的之论。